陳公博的《苦笑錄》書評

광동성 南海현(현 광주시) 출신의 진공박(1892. 10. 19~1946. 6. 3)은 지난 세기 중국현대사에서 활동한 인물이다. 그는 중국공산당 창당 발기인 중의 한 사람이었고, 나중에 중국국민당 제2차 전국대표대회에서 중앙집행위원을 지내기도 했다.

 

나중에 중공에서 탈퇴한 뒤 1930년대 후반 장개석이 항일로 들어가자 진공박은 汪精衛가 일제의 도움을 받아 만든 괴뢰정권, 즉 장개석의 중화민국과 또 다른 새로운 '중화민국' 창건에 참여해서 한 동안 왕정위 다음의 권력을 지녔던 제2인자였다. 왕정위 사거 후 왕정위 대신 괴뢰정권인 남경국민정부의 주석 겸 행정원장도 겸임한 바 있다. 그는 중국현대사에서 대만이나 중국 양쪽에서 모두 친일파, 즉 중국식으로 말하면 '漢奸'으로 평가되고 있는 인물이다.

 

그러나 진공박이 자신의 회고록으로 남긴 '苦笑錄'은 중국현대사를 이해하는데 사료 가치가 높은 책이다. 30여 년 전, 내가 대만에서 석사반 왕정위정권 과목을 수강하면서 매주 마다 담당 교수에게 제출하게 된 보고서로 그의 회고록을 분석하기로 한 이유다. 중국어 원문을 그대로 올린다.

 

 

1934년 시기의 진공박

맨 앞줄 가운데 검정색 외투를 입은 이가 진공박이다.

 

陳公博的《苦笑錄》書評

 

《苦笑錄》一書，主要由本文的「苦笑錄」和其他附錄兩大部分編集。本文共十七章，附錄包括陳公博(1892~1946)所撰的「少年時代的回憶」、「八年來的回憶」、「幹兒同覽」、「未完成的致蔣書」以及陳氏年譜等有五個文章。以下分本文和附錄兩部前後敘述。

   

眾人所知，陳公博為中共創辦者之一，民國史上又是蔣派之一，也是參與「和平運動」以及汪偽政權的主要人物。

 

本文「苦笑錄」是他在1938年12月逃離重慶的國民政府到香港滯至1940年3月期間撰述的，從1925年7月國民政府成立至1936年西安事變為止的回憶，此時陳氏正在參加「和平運動」行列之中，尚未參與組建汪精衛國民政府的活動。

 

他撰述該書的動機，據陳氏的說法，是因為「將來國民革命正史出版時，一定有許多事實會被抹煞的，一定有許多朋友（按：尤其反蔣派人物）會受冤枉的」，因此他要打不平。(1)  剛從留美回國後的陳公博，他從政的契機，依他的說法是為廖仲凱所說服，是為了國民黨，實現國民革命。

 

在本文陳氏描述他從政以後所目睹的或所聽的國民黨內部的一些奪權情形。例如國民政府在1925年7月成立以後胡漢民和廖仲凱主張不一致，從汪精衛就任第一的國府主席以後，呈現了胡汪之間互相傾軋的面貌，另外陳公博和蔣介石兩者關係，到了1927年初圍繞著國民政府開始露出了意見分歧，然而陳氏認為「四一二政變」以前他被認為是「袒蔣，至少也是中立的」，但武漢分共以後，主要以蔣介石的專政(2)加深，尤其1927年底國民黨「改組同志會」出現後陳氏創辦《革命評論》並批評國民黨內蔣的獨攬，則開始走反蔣之路線。造成陳氏內心遠離蔣介石的決定性關鍵之一似乎是具有反蔣色彩的《革命評論》被「早日夭折」以後，固然他是主張從1931年底歐洲歸國以來，一向未對蔣介石加以攻訐，也沒對國民黨發表意見，卻悉心翼期汪、蔣合作。(3)  

 

另外，至於汪、蔣關係，陳公博總是在汪精衛一向被蔣利用的觀點描寫。例如說，蔣介石儘管包著對日緩和的意向，但他並未將親信出任行政院長職位，使其空位而企圖使得汪氏就任之，以免蔣氏受輿論非難。(4)   依據陳氏的記載，汪精衛從九一八發生後聲稱對日抗戰，面對當年一二八之役，33年長城古北口之役也是一貫主張抵抗(5)。

 

實際上，汪精衛從1932年1月至1935年12月但任國民政府行政院長前後三年多時間(6)，除任行政院長外，還兼任內政部長、中央政治會議主席和外交部長，江氏這期間，對內實行了「治本莫過於充實國力，治標莫過於清除共匪」的方針；在對日關係上，執行所謂「不安內不能攘外」(7)「軍事上抵抗，外交上交涉」(8)，的政策，反而東北的「張學良不願意抵抗而通電邀張學良共同下野，因此出國」。

 

但汪自回國後逐漸轉變為主和論者。關於汪精衛的主和論「和平運動」以及南京國民政府的建立和其評價，陳氏在「八年來的回憶」和致他兒子和蔣介石一封信「幹兒同覽」和「未完成的致蔣書」，論述了其詳情內幕包括陳氏主張。我們必需留意該兩篇文章為南京政府瓦解後在1945年8月以後選述的事實，而考量政治環境變化和陳氏的撰述意圖為何。  

 

所謂「和平運動」是始於何時？這點陳公博亦謂「無法說明它的起源」，九一八後國民黨內有些人提出對日和平的主張，即在廣東國民政府與蔣介石對壘，分庭抗禮的狀況下，雙方共察覺先行「組織統一的國民政府，對內則救恤災民，發揚民治，對外則力保主權，共紓國難，存亡安危」(9)的必要性，。

 

汪也是接受孫科、鄧澤如等人的所主張的出而抵禦外侮的意見並曾經申述過「抗日倒蔣誓死爭」的報告，始終堅持「抗日即是倒蔣，倒蔣即是抗日」的心態。  

 

針對日本侵略中國方面，據陳的推想，汪精衛所以開始擁有對日主和的想法，汪提出「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針，與此相反，汪在他心目中一向有中國在任何方面都落後日本的現實判斷，即在言論上尚未表示主和發言的長城抗戰失敗之前，已認為日本是個「強鄰」，中國萬萬不能抵抗，「須知數年來，中國軍事、經濟，在物質上著著落後，固不待言；即組織方面亦幼稚不完備」。(10)

 

長城抗戰失敗後，汪精衛驚惶失惜，認為對日最宜，「著重外交途徑」。他說「有人非難過去不抵抗而喪失國土，今日則由抵抗而喪失更多領土；實則以中國現有之國力，最初就知道雖抵抗亦畢竟無勝利之望。」(11)  

 

據陳公博的回憶，汪「慢慢有主和的偏向」則為長城抗戰戰敗「最使汪先生所受的刺激太深」，「因為前方將領回來報告，都說官兵無法戰爭，官兵並非不願戰，實在不能戰」因為中國軍的火力比日軍火力相差太遠了，中國官兵根本看不見敵人，只是受敵人砲火的威脅而已。(12)

 

由此可知，前面所言及的汪精衛有對日失敗主義的感情，基本上可謂來自這種實際軍事力量的考量。之後汪與日本簽訂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等更明顯地走向主和路線，因此受到民眾的非難，陳公博如前所言及認識到汪之所以但任行政院長祇是被蔣介石利用，就懇求汪辭職，並力主「等到和戰大計決定之後，再負責任，也不為晚」。(13)

 

但汪精衛在一種為救國「不惜犧牲」的「使命感」，西安事變後「更是傾向和平，以為中國對日應該尋出一條和平之路」。可以說陳氏較別人正確地了解汪精衛的心境，他判別說「長城古北口之役的影響」和「受了西安事變的刺激」兩大事就是使汪有主和主張的遠因與近因」。(14)    

 

直至1938年12月中旬，汪斷然離開重慶，經由昆明和河內經過經年零三個月的密謀策劃在1940年3月末，建立了國民政府於南京，必需提出一點為汪氏事前無論蔣介石連陳公博都未告知，就斷然決行，這如果是事實依陳氏的記載判斷，很可能是因為：第一，陳當時極力反對汪離開重慶，第二，「汪派」判斷若自己都走，陳是無法單獨再留下的，因此「等到成功再通知他」」。(15)

 

陳在「汪派」均走之前11月中赴重慶見汪表示不贊同日本近衛所提出的五個條件。儘管陳如此的挽留努力，挽留不了汪的出走，最後依然促使陳亦加入了和平運動行列，其理有三，但可以私人之義氣和離川合流並以個人的努力，阻止汪先生組織政府」為二點簡化」。(16)

 

陳自從1938年12月留在香港至1940年3月，他與廣州、上海、香港之間來往與汪氏討論，陳公博該書關於他滯留香港的具體理由沒有清楚地言及。陳回憶謂，1940年3月陳以一種救國人民的使命感應汪夫人之邀請再次赴滬參與和平運動，以便阻止組建另外政府。組陳還說，他在3月14日到上海時後，「南京一切都準備好了」，陳認為事已至此，挽救是無用了，他今後只有從事補救的一法了(17)。

 

陳以高宗武和陶希聖早些沒告知自己上述事實為由，表示對兩人不滿，這不過是一個將責任推給他們的藉口。不論如何，陳迫於形勢趨移，向汪提出兩點建議。第一點，「戰由蔣先生戰和亦當由蔣先生和，南京地位只好處在一個中間交涉的地位。換一句話說，南京極力向日本交涉，得到最優的條件，通知重慶，務必全國一致，然後乃和。第二點，南京對於日本在中國作戰，應當極力阻止，尤其萬勿命令所轄的軍隊參加作戰，以免由外患而轉變成為內戰的方式」。這兩點意見，汪極為贊成。  

 

最後值得注意的部分是關於陳公博對南京政府的評價。陳公博認為南京政府成立後，對於國家人民的元氣保存有不少貢獻(18)，但他還認為交通、金融、物質等所有的均為日人所掌握」。(19) 因而南京政府是注定失敗的。 

 

總括而言，《苦笑錄》是提供了值得參考關於民國時期汪、蔣關係，陳公博和汪精衛推行的「和平運動」內幕，汪、陳兩人強於「救國」的理想而沒有看穿日本的對華政策的現實面貌。另外就陳公博個人的歷程來看，他沒有完全地考量國家大事和明確堅決的政治信念而被個人的情分、義氣所牽引，最後讓自己被逼著走上了歷史的審判台。

 

註1：本書，頁6。

註2：本書，頁110。

註3：本書，頁411。

註4：詳情參閱本書，頁291～293。

註5：本書，頁274、290～291、409。

註6：其間自1932年8月至1993年3月初，曾一度辭職出洋。

註7：汪精衛（在國民黨中央黨部講話），轉引自王關興《汪精衛傳》（安徽人民出版社，1993年），頁142。

註8：雷鳴《汪精衛先生傳》，轉引自同上書同頁。註9：至於國民當內九一八後對日問題和以蔣介石下野為主的政治向，參閱許育銘《汪兆銘與國民政府1931～1936》（台北：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4年）第二章。

註10：〈汪精衛談抗日〉（1932年2月13日），《國文週報》第九卷，第七期，轉引自王關興，同前書，頁145～146。

註11：同上書，頁148。

註12：本書，頁405。

註13：本書，頁408。

註14：本書，頁409。

註15：本書，頁410。

註16：參閱本書，頁413。

註17：本書，頁416。

註18：本書，頁438。

註19：本書，頁440。

 

위 글은 필자가 대만 유학시절 1992년 석사반 과정 수업 중 보고서로 제출한 서평입니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