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在苏共党内权力斗争与中共早期「左倾路线」的形成(소련공산당 내 스탈린의 권력투쟁)
斯大林在苏共党内权力斗争与中共早期「左倾路线」的形成
徐相文(国防部军事编纂研究所先任研究员)
一、前言二、苏共党内关于中国革命的争论─究竟是无产阶级革命？还是资产阶级革命？三、斯、托权力斗争的副产物─中共领导人的更换四、声东击西─中共一连串的暴动与托派的瓦解五、斯大林反右斗争与中共左倾路线的强化六、结语
一、前言
托洛斯基(Lev Davidovichy Trotsky, 1879~1940)、斯大林(Iosif Vissarionovich Stalin, 1879~1953)对于世界革命、苏联国内经济政策、苏联共产党(以下简称「苏共」)党内民主化等等诸种问题的争论由来已久，早在列宁(Vladimir Ilyich Lenin, 1870~1924)去世之前存在，即随着苏联国内的政治情况演变而展开，但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意见分歧，是在一九二六年三月中山舰事件发生后才明朗化，双方意见的往复交锋不断地展开，具有权力斗争的色彩，直到一九二七年七月的国共分裂达高峰，到了一九二八年一月，托氏被斯大林从苏共驱逐出去，事实上告一段落。托洛斯基在中国中山舰事件一发生，就针对向来策划国共合作并支持国民党的斯大林开始作激烈的攻讦，从此双方就围绕着中国革命的性质、国共合作的继续与否、中国共产党(以下简称「中共」)建立苏维埃等问题而针锋相对。他们所指向的最终目标虽然同为将中共从「帝国主义国家」的桎梧脱离，作为亲苏势力化，并透过它扩大苏联在中国的影响力，但双方在其战术和速度缓急程度等革命时间表上，坚持各所不同意见。在此一争论展开过程中，斯大林的主张直接反映在中共中央的路线决策上面，几乎起了中共路线的指针作用。例如中共「八七会议」和日后一连串发动的数次暴动，甚至于一九二八年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定的，纠正中共党内左倾性向的决策遭到反驳而使其继续走左倾路线，亦是与斯氏对应托洛斯基反对派攻击和压制布哈林(Nikolai Ivanovich Bukharin, 1888~1938)
右派而坚持其立场，有所不可分离的关系。
而「左倾」、「右倾」这两个词汇，在历史叙述上，或实际政治运作上，其概念和区分及政治涵意并不统一，系经模棱地被使用的词语之一。一般来看，在共产主义运动的过程中区分左派、左派冒险主义者或右派、右派投机主义者这些派系的基准，似乎就随着得权的是谁，或是掌握权力过程当中，掌权者为了赋予自己正统性且达到打压前任者之目的而定。但详细地讨论其基准和定义为本文主题之外，所以本文所使用的「左倾」之内涵是暂时依循现在中共所下的定义基准。[1]
二、
苏共党内关于中国革命的争论─究竟是无产阶级革命？还是资产阶级革命？
斯大林和托洛斯基环绕着中国革命的争论，大体而言，可分成三段时期来考察。第一期为自一九二六年三月中山舰事件发生至一九二七年，四一二事件发生前，主要论点是有关国共合作、关税自主权的问题。第二期为自四一二事件发生后至同年七月，主要争论点为是否组织苏维埃在中国农村、中共退出国民党与否的问题。最后，第三期是从一九二七年七月斯氏的中国政策由右转为左的时期，至翌年一月托氏被苏共流放、驱逐国外的整个期间，中国革命性质是其核心争论点，以下将各时期之主要争论点，以苏共党内权力斗争观点来加以探讨。
托洛斯基虽然多方面与斯大林尖锐对立，但在中国革命的问题上，其心中怀藏的批判性见解却始终潜隐未发，至少到一九二六年前半年为止，并未与斯大林公开发生意见冲突。[2]托氏积极反对斯氏的中国政策，主要是在中山舰事件，尤其是四一二事件之后。在此之前，他谴责斯大林派的主要口实均是偏重于「新经济政策」(NEP)的破绽、苏共书记处专政等国内问题，而非中国问题。托氏对于中国革命突然给予关心，本质上还是出于党内权力斗争的需要。他指望用激进革命口号来揭露斯派的「右倾」趋向。[3]针对新经济政策等问题，直到一九二五年十二月苏共十四大，其在党内的权力地盘因斯氏的「一国社会主义」(Socialism in one Country)论被正式采纳，而明显地削弱了。[4]「一国社会主义」论的被采取，意味着苏共党内权力资源业已掌握于斯氏之手。相对的，权力空间日渐萎缩的托氏，也就不能不设法脱离这种逆境。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九二六年三月中山舰事件的发生就提供托氏一个谴责斯大林的绝佳口实。托氏将此事件视为「民族资产阶级之统一战线的脱离」，而在同年四月的苏共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要求中共退出国民党的主张。此时已被逐出的中央政治局的季诺维也夫(Grigory Yevseyevich Zinoviev, 1883~1936)，也改变了从来批判托氏的立场而予以支持。这项要求被斯氏、布哈林反对，而于五月共产国际重申保持国共之间原有关系的决议。一九二六年六月，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Grigorii Naumovich Voitinsky, 1893~1953)被派到中国，已纠正中共党内主张退出国民党的倾向。共产国际所提出的原有统一战线方针，便被中共第三次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采纳了。托氏于同年九月，在他的「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文章中，再次强烈要求「中共立即退出国民党」以建立一个拥有独自路线的党。[5]
此后，自始至终，未放松指责斯式的中国政策。
托、斯双方对于中国革命问题的歧见皆是依据各自的革命论调，即「一国社会主义」论和「不断革命」论，而对中国革命各阶段的现实情况有不同的见解。兹以两人对国共合作的不同看法，来说明双方革命论调的一些歧异。
托氏为何反对国共合作而执拗地主张中共退出国民党呢？关于这个问题的解答，首先应从不断革命论切入来进行追索。托氏的主张基本上是以俄国社会结构和经济现实为基底，且错杂以西欧工业社会的分析作为前提。他将世界看成为由压抑其它民族的西欧资本主义和成为其经济性地盘而被压抑的民族、殖民地、从属国等两部分。在受先进资本主义国家所统治的落后国家里，他认为革命应由资产阶级革命陆续走向社会主义国家建设之道。此时，革命之主导权应在于无产阶级，而不在于农民或资产阶级。也就是说，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不应倚靠资产阶级而应以受农民阶级支持的无产阶级为主导来贯彻，直到转化为无产阶级革命为止。托氏依照其经验过的俄国革命，将资产阶级和农民视为已经丧失能完成资产阶级革命资格的阶级。因为资产阶级当时怀着，和封建地主势力妥协以利于他们自己的想法，而且恐惧紧接着资产阶级革命而来的就是无产阶级的革命。而另一阶级的农民，在落后国家的人口上占了绝对多数。束缚于封建土地所有制的他们，一方面寄希望于资产阶级革命的发生，同时又基于，若无产阶级革命的成功，土地就归属于国家所有的考量，而不希望走到标榜「土地国家所有」的无产阶级革命。在无产阶级主导下，虽然成功达成无产阶级革命，但它的范畴若是局限于「一国」，那么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则不可能实行。因为，如上所述，世界经济不只于一国，而是侵夺国即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和被侵夺的殖民地以生产、消费的分工型态，至相关连而存在。实际上，原以国内经济为立足基盘的俄国，却一直受到国外欧洲先进工业国家之社会、历史环境的影响及压力。[6]
因此，社会主义建设应基于民族的及国际性规模的阶级斗争之基础才有可能实现。
托氏之中国革命理论是将上述理论套用在中国的现实。那么，他如何套用在中国？托洛斯基认为中国农村已少有封建迫害，故封建残余对中国并不存在决定性的意义，因为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在利益上并未有根本的冲突，所以与「资产阶级政党」的国民党联合，乃有碍于推动无产阶级革命。[7]
因此，他主张建立一个在自己独自旗帜下斗争的无产阶级政党以主导推动社会主义革命。所以不应执着于获得小资产阶级或期待国民党左派，而应把整个注意力集中于觉醒的劳动阶级以及其政党。
另外，斯大林所以到了一九二四年才提出「一国社会主义」论，因为他有必要反驳托氏的「不断革命论」以巩固他在党内的权威，斯氏的理论，基本上是继承列宁在苏联一国优先建设社会主义的政策。斯大林于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得到布哈林对于新经济政策支持后，突然作了如此的转向。[8]在该理论刚提出的一九二四年前半年，斯大林认为无产阶级夺权虽然只发生在俄国一国，但若要完成社会主义建设，除非是与先进国之无产阶级共同携手，否则只能局限于一国之内，但是到了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就在与不断革命论的斗争当中，改变成两者具有可能并存于一国单元中的看法。再说，在一国里，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权力而树立了权力来源的基础后，并不意味革命业已完全胜利。为此，首先应确立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权力，再以社会主义的名分，拉拢其它国家的无产阶级而对抗其它的资本主义国家与其政府。[9]依此脉络，社会主义革命过程可视为三阶段：[10]
资产阶级推翻封建制度→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达到社会主义国家，这点与主张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革命而后，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革命」论，有些不相同。
就中国问题而言，斯大林认为中国是半殖民、半封建的落后国家。西欧先进资本主义国家扶植中国的军阀、买办商人、地主、士绅官僚层的封建势力，把中国近代工业、财政、金融、商业、铁道等置于其控制下。因此，他主张目前的中国革命势必要是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他认为国民党自我标榜为「进步的革命势力」，而中共又处于未成熟的阶段，尚不足自立取得政权，所以有必要与以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劳工的「四阶级联合」的国民党携手合作。[11]甚至于，在一九二七年发生政变时，斯大林也下命令给苏联驻中国的顾问，要求他们不可以建立罢工委员会，假使已经有这样的委员会存在，也应予以解散，同时也要求他们不能组织任何游击行动，如果有这一类的企图的话，也应该打消，以便维持和国民党的合作。[12]
为应付托氏的执拗性攻讦，斯大林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体会议中发表了完全反映上述基本看法的「论中国革命前途」一文。其内容大要如下：
一、中国革命既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又是民族解放运动。二、革命的倡导者和领导者、农民的领袖，不可免地要由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来担任。三、应该做到为农民没收地主的土地，并使土地国有。四、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13]
就斯氏的评估，中国目前正处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而作为民族资产阶级政党的国民党，虽然是无法与中共一起走到社会主义革命终极目标的临时同盟者，然而在资产阶级革命阶段则是战略协作的伙伴对象，所以中共实有必要持续支持国民党。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尚且)极端薄弱」的情况下，托氏对于中共党人现在退出国民党的主张，理应被斯大林否定为「极严重的错误」，斯氏强调了四级联盟之统一战线的强化。再者，斯氏认为中国农民占了人口多数，可谓革命胜利之关键就在于如何动员他们，为了把他们驱策到革命之途，不得不解决土地问题。因此斯氏提出了「归根到底应该引导土地国有化」之远见。但在现实方略上，却认为提出建立苏维埃之问题仍然为期尚早，应以成立农民委员会代替之。至于「用没收地主土地的办法或采用减税租的办法」来满足农民。在实际推动上，则附以「看情况而定」的条件。[14]
他这种说法是在斯氏所发言或指示关于中国革命策略常见的模糊且自相矛盾的说法之一。「看情况而定」表面上看起来
，似乎给实行者有裁夺的权力与活动的余地，但同时是否有一但实行失败，实行者应自负责任的意思？[15]斯氏此时所指的「武装革命」，泛指正在进行北伐的国民革命军，而非由中共党人掌握的人数不多的由叶挺领导的独立团，并不言上工农革命武装。[16]
另外，斯氏认为无产阶级在推进国共合作时期可透过国民党左派的联合，渐次掌握对国民党的指导权；而为达到此一目的，应以推行土地革命和劳动武装作为策略手段。该土地革命案乃鲁易(Manabendra Nath Roy,1887~1954)、布哈林等人在一份题为「将中国革命发展为土地革命」的文件中所建议的，且受到斯氏的支持而成为共产国际七大上主要决议案之一。正如同谭平山于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在该会议中曾经提出的一样，该土地革命案，在推动上与前述的内容，亦即巩固民族统一的战线的决策实为互相矛盾。而斯氏不但根本未认定这点，而且对于那些怀着拉拢农民在革命阵营中将会破坏反帝国主义统一战线之想法的国民党员或共产党员，进行严厉批判。由当时的情况来看，尽管托氏的主张较为适切，但斯氏之所以不肯承认，似系因为斯氏处于与托洛斯基的权力斗争当中。这个矛盾奇出的报告，终究还是随着斯氏的意思，被共产国际当作正式立场，而在一九二七年一月底传递给中共。[17]
另外，斯大林在共产国际七大中，以废除共产国际主席一职为由，把季诺维也夫从共产国际领导人的岗位加以驱逐。结果，共产国际书记局第一书记的布哈林成为共产国际的最高责任者，至此，斯氏等于是把共产国际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成为替苏共外交政策服务的柔顺工具。可以任何时候提供任何转变之用。[18]
为了指导中共执行前述该案，斯氏亲信鲁易乃以共产国际首席代表身份被派遣到中国。自此之后，直至一九二七年四月，托、斯双方争论主要透过『真理报』、『共产国际通信』的报章形成往复拉锯的状态，其内容焦点则不出以往范围。迨一九二七年四月「四一二事件」发生后，双方争论进入了更激昂的第二期，至同年十一月托氏被苏共驱逐的这几个月，就双方而言，可谓攸关生死的关键时刻。
「四一二事件」一发生，虽然苏共里反对派内部对于中国革命的策略存有不同的意见，[19]
但托派执意立即揭露斯、布派在中国革命策略上所作的「严重的政治错误」，并要求中共退出国民党而树立苏维埃组织。
针对反对派的此一要求，斯大林四月二十日首先强调反帝反军阀联合战线决裂的责任在于蒋介石和国民党右派，他一面谋求应付托派攻击的方案，一面指出说「蒋介石的政变，表明革命已进入其发展的第二阶段，已开始从全民族联合战线革命，转变为一百万工农群众之革命，转变为土地革命」，[20]因此，他以苏共中央的名义发表对整个中国革命的立场：「把国家全部政权集中于革命的国民党」即为武汉国民政府。斯氏主要以三点理由拒绝了托氏反对派要求。第一、苏维埃不是随时可以成立的，只有革命浪潮特别高涨的时期才能成立(傍点笔者所加)。第二、苏维埃首先应作为和现存政权进行斗争的机关，基于夺取政权的最终目的而成立的。第三、由于目前正当「整个帝国主义匪帮及其一切走狗要求把共产党人赶出国民党的时候」，退出国民党非但是不适当的，更是「只有利于中国革命的敌人」。[21]因此，苏维埃口号的提出，仍然为期尚早。总而言之，斯氏在与托氏处于争论的对垒关系下，绝无法容忍将整个资产阶级视作敌人的苏维埃出现于当时。[22]
对于上述斯氏的立场，托洛斯基在一个月后的五月中旬展开批判。他声称「四一二事件」「是机会主义路线之败北，亦是官僚主义指导方法的败北」。[23]而且在「四阶级联盟之下，不可避免的将造成(中国)共产党依附(于国民党)，此种依附是发展工运和农运的道路上、甚至是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真正结合的主要阻碍─而有这种结合，中国革命的成功是无法想象的」。[24]
因此，他宣称中共的去从在于：「彻底地进行土地革命，发动武装工农」、「必须有工农兵的苏维埃、劳动者的苏维埃」，以使中共走向独自革命路线。
由此不难看出，托氏议论并非起自民族性抑压的抽象观念，而是阶级性曲折和阶级斗争的反映。因此，反对帝国主义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不应倚靠资产阶级同盟，而必须透过彻底斗争他们，才能得到胜利。人民大众之真正革命，「只有通过建立劳动者、手工业者、农民代表之苏维埃，才能实现」。他认为自国共合作以来，在军事力被国民党掌握的状态下，推行土地革命不过只是空虚的口号而已。因此，他主张应该把土地革命推迟到该地区获得军事保障的时候。
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于同年五月十八日召开的八大会议整个期间，斯大林始终把全部的精神集中在批驳托洛斯基的上述主张，他说：(托氏)
反对派建议在中国立即成立农民代表苏维埃，作为组织革命运动的中心，但在「目前中国的形势为作为革命运动中心的武汉国民党的存在，而且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仅没有完结，且没有胜利」的情况下，立即成立工农代表苏维埃的问题，「这就是建立两重政府」，也「就是推翻左派国民党和在中国成立新的苏维埃政权的斗争口号。」除非「中国处在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过渡时期」以外，不应该组织工农代表的苏维埃。上述斯氏的观点，完全反映在所谓「共产国际五月紧急指示」，该指示内容使得汪精卫决心分共。武汉政府公开反共行动的强化，客观地证明了托氏主张显然是正确的。
客观的形势发展，强化了托氏关于中共退出国民党而建立工农苏维埃的主张。苏共机关报『真理报』七月六日社论更宣称武汉的革命作用已经完结，并要求中共立刻公开退出国民政府，发动群众性的革命斗争，[25]故斯派不得不反复地修正自己的策略。斯氏在进退失据的两难境地之下，虽肯定改换部分战术的必要，但仍坚持与国民党继续合作。这样的构想直接反映在七月十四日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通过的「关于中国革命当前形势的决议」。[26]
该案的执行责任者为斯大林亲信的罗米那兹(Vissarion Lominadze,1898~1934)和纽曼(Heinz Neumaann,1902~1937?)
两人，他们抱着斯氏的新指令于七月中旬前往中国。斯氏旋即于当月的二十八日改换自己向来抨击的托氏主张，而公开提出组织苏维埃的口号。
与斯氏相反，约莫此时，托氏将整个革命状况视为已进入了低潮的过渡期。他于是更新主张，认为中共应该透过合法性的手段，即中共参与「国民会议」，对国民党「军事独裁政权」进行斗争。由此，一个讽刺性的反差对照随之浮现，更确切地说，也就是在斯氏开始进入「左倾」路线时，托氏却改变为「右倾」的稳健主义者。这种左右立场的交互逆转，显示双方无可转寰的斗争已然到了摊牌的白热化地步。
三、斯、托权力斗争的副产物─中共领导人的更换
自一九二七年七月国共分裂以后，中国的客观情势已不再允许斯氏固守其原有的主张─中共维持与武汉政府继续合作的关系，然而斯大林若放弃向来所持的立场，则无异认同其政敌托洛斯基的主张。为了设法护持自己形同弃守的立场，他必须对中国革命的失败进行掩饰性的辩解，同时冀求在中国获得现实性的成功，以证明其路线的无谬误性，并抵拒托氏的攻击。中共一九二七年八月的「八七会议」就是基于这样的必要性而「紧急」召开的。该会基本上依照「共产国际五月决议案」和七月「关于中国革命当前形势的决议案」为蓝本，拟定其理论策略。其中，后者明显指出应采取措施纠正中共「机会主义路线」，似为斯氏合理化其战术变更的口实，也是将合作破绽的责任转嫁中共中央的手法。在该会被批判为右倾机会主义者的陈独秀，只不过是一个代罪者，而瞿秋白为了获得其领导权的合法性来源，则不得不成为时势浪潮下的迎合者。该会议内容可归纳为革命性质、土地革命、武装暴动、农民斗争与职工运动策略等，其特征如下：即把中国现阶段革命仍视作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革命，也指出有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趋势。[27]该会并要求中共在已经有了农民运动中心的省份去组织武装暴动和在秋收时煽动反租抗税运动。而且坚持所有武装暴动都应在国民党左派的旗帜下来进行。[28]
斯大林为了达成打击托氏「既然革命情势已转化为低潮之过渡期，应该展开合法性斗争，且苏维埃运动和土地革命已无法实现」的主张，迫切地需要中共制造城市暴动。因为对斯氏而言，必须要让人承认自己的主张确实有其正当性，即革命并未进入低潮期，反倒是达到另一个新的高潮期。所以，斯氏命令罗米那兹准备广州暴动，对纽曼则下达发动南昌暴动的秘密指令。[29]
由罗氏所指导的南昌暴动乃至广州暴动等大大小小的暴动，基本上均是根源于斯大林上述左翼路线，同时也是驱使瞿秋白走向左倾路线的根据之一。再者，斯大林认为中共应采取推动土地革命的所有措施，推进没收土地以造成土地国有化，而且应将武汉共党支部由合法政党转为秘密地下组织，把劳工的武装起义与农民相联合，而小资产阶级大部分仍可以参加。此外，必须把各种广泛的组织如农民协会、劳动组合、兵士组织等逐渐投入国民党里，将国民党改编为城市与农村的大众组织政党，经由此一门径而逐渐掌握其领导权。[30]
上述展开土地革命与中共独立创设武装力量的方针皆与托氏看法尖锐对立。斯氏之主张土地革命及国有化，乃为了拉拢农民进入革命队伍，藉以反击主张延期土地革命的托氏─他认为在军事权被国民党掌握的情况之下，推动土地革命并不可能，故应延期到获得军事力量之后。而正因为托氏的反对，所以斯氏不得不继续强调土地革命，并驳斥托氏忽视农民在革命所扮演的力量，这是托氏对于农民主张的歪曲。就这样，在斯氏权力影响圈的全面笼罩之下，八七会议延续了共产国际五月与七月的决议，将土地革命与中共立即创设武装力量列入主张，同时也成为鼓煽瞿秋白的动源。
另外，八七会议仍然固守共产国际执行委八大会议决议案，亦即坚持继续与国民党左派的合作关系。而据托氏的看法，斯氏之坚持资产阶级政党联盟的孟什维克
(Mensheviky)
道路就是导致中国革命失败的主因。[31]因此斯氏之所以仍坚持与国民党同盟的象征，应与藉此防御托氏的攻击不无关系。
至于在中国建立苏维埃的问题，八七会议决议中表示，现时仍不应提出组织苏维埃的口号。[32]建立苏维埃的问题是托氏反对派自四一二事件以前，即一直强烈主张的，但始终被斯氏否定。然而到了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六日，斯氏却指示中共开始传播苏维埃思想，一旦他们同国民党的斗争失败，可领导人民建立苏维埃作为战略退却的办法。[33]
七月二十八日，即罗米那兹为了执行「七月决议案」离开莫斯科后不久，斯氏公开宣布说，中国革命「现在进入了新的开发阶段」，「成立苏维埃的口号可以成为真正革命的口号，如果(如果！)在最近时期有一股新的和强大的革命高涨的话。」(傍点笔者所加)[34]
正如同前述，斯大林基于为自己所提出苏维埃口号的合理性创造客观环境，亦即为了「进入了新的和强大的革命高涨的局面」而铺路，所以事先派密使到中国来掀起武装暴动。然后，他于八月九日在苏共中央委员会与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合全体会议表示，中共领导层在不了解「在原来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内部阶段矛盾的发展是必要的，且是不可避免的」的情况下，就「把民族革命与土地革命对立起来」，并斥之为右倾化。又把忽略「革命处于什么发展阶段」的托氏观点，讥评为「对列宁主义的粗暴歪曲」[35]，用以隐蔽斯氏自身的错误。[36]根据斯氏的意见，共产国际于八月九日同意在中国建立苏维埃，并正式向中共发出指示。[37]
随着斯氏立场的转变，托氏把共产国际终于接受建立苏维埃的举动称之为「整个斯大林中国路线公开破产的声明」。在托氏看来，只有当中国革命还没有彻底失败时，苏维埃口号对于中国才是正确的。中国革命自一九二七年三月完全失败后，已进入低潮的过渡期，而苏维埃是革命高潮时的向心组织，因此在革命退潮期再提苏维埃运动的主张就是冒险主义。[38]此外，对于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仍然留在国民党左派的名义下进行暴动，托氏批判它为在成立新的国民党来领导此运动。面对托氏的谴责，斯氏反驳说:「从前，在国民党兴盛时期，没有任何立即成立苏维埃的有利条件…但在运动获得进展的情况下，苏维埃就能成立，而且事实上就要成为把中国工人和农民团结在一起的基本力量。」他并且指出，作为苏维埃领导者的共产党，将不会再参加国民党，因为成立苏维埃与共产党人参加国民党，这两者是不能同时兼容的。[39]这个说辞背后潜藏的事实却是，中共的武装暴动到处受到国民党的压制，已然不可能隐匿于国民党旗下，而且也为了对抗托氏的攻击，斯氏才主张中共退出国民党及建立苏维埃。于是中共在九月十九日决议取消在国民党左派旗帜下执行暴动，并宣称「现在的任务不仅宣传苏维埃的思想，并且在革命斗争新的高潮中应成立苏维埃。」决议中同时附有但书指出，必须预防那种急忙的、与真正革命高潮不相连贯地成立苏维埃，而应在中心的地方如广州、长沙等地成立苏维埃，在以革命暴动来占据这些中心地之前，要坚决地拒绝组织苏维埃在小县城。[40]到了九月十九日以后，中国的苏维埃运动在中共上述决议的引领下开始激活。
事实上，早在这之前的汕头暴动(一九二八年九月八日)以来，共产国际不断执拗地迫使中共中央在城市引发暴动。[41]斯大林的构想是要在苏共十五大中将托洛斯基反对派完全驱逐，因此「几乎电报天天打过来一两次」，要中共即刻在广州或其它城市发动暴动。他们焦急得「命令即使失败但若能持续三分钟就值得制造暴动」，[42]企图以此当作是合理化其驱逐行动具有正当性的证据。中共则因恐惧共产国际可能会因为未执行暴动为口实进行干涉，就忠实地随着斯氏的意志起舞。当时在中共党内充满了若有人对此暴动政策怀着疑虑，就必定会被抨击为一个机会主义者的气氛。[43]
然而连串暴动迭告失败，中共中央乃于十一月九、十日召开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一方面继承八七会议的主要精神，一方面接受罗米那兹的主张，认为中国革命是「无间断的革命」、且「现时全中国的状况是直接革命的形势」，因此决定中共的总路线，依然是武装暴动政策，并且指出：当「暴动之稳固的胜利已有保证」时，亦即「暴动在一定区域内已经有固守较长时间的可能」时，「应当组织苏维埃，以为革命政权机关。」[44]早在同年八月二十一日的中共中央常委会议上曾提出同样的「无间断的革命」的罗氏，再度把现时中国革命性质定位为不断革命。根据一位苏联学者的说法，罗氏的不断革命论(permanent revolution)并非接受共产国际的观点。[45]但若考虑到那位学者是以一个苏联官方学者的身份来主张「当时共产国际之政策绝对无误」的事实，[46]
那么此点似有重新思考的必要性。
至于瞿秋白主张，可以说是完全反映上述罗氏的观点，他认为「第一次革命并没有完成，根本上无所谓第二次革命。」「中国革命不论在速度上或是在性质上，都是不间断性的革命。」[47]
依据Schwartz的研究，瞿氏由共产国际一九二七年九月指示了承认中共同国民党的断绝之事实而且指示树立苏维埃，就认为莫斯科是否急于建立中国无产阶级专政，与此同时，也就认为「不断革命」是在不有利托洛斯基的范围之内可接受的。[48]
如果未参考直接性的资料，对于罗氏之所以在此际提出该主张的真意，将是难以研判。但基本上它扣合了斯大林的路线脉动，亦即武装斗争、苏维埃建立的战术。又是否与急切造成广州暴动的共产国际的要求相关连呢？无论如何，罗氏对这样的情势判断可以断定正是驱策瞿秋白，再度向所谓「盲动主义」路线迈进的一条鞭子。
四、声东击西─中共一连串的暴动与托派的瓦解
一九二四年四一二政变发生后，特别是在八七紧急会议后，中共展开了秋收暴动、减租斗争等一连串的土地革命。这主要是根据于斯大林的命令，斯大林透过苏共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决定，提醒苏联驻中国顾问团说，“任何阻止土地革命的行为都是犯罪。应当立即切实领导土地革命。”[49]
托氏多次全力攻击中共所领导的一连串的暴动为「冒险」。他最后且在一九二七年十月苏共中央委员会做了这种挑战性发言，可是这种攻击并未得到任何响应。就斯氏而言，恐怕不过是马耳东风而已。因此，托派在俄国十月革命十周年纪念日举行反对斯派的街头示威，苏共乃于十一月以托、季联盟的活动已越出党内争论范围为口实，议决将托氏开除出党。对于这个结果托氏本身认为，正是斯大林为了驱逐他而促使中共发起上述一连串的「暴动」，同时也为了扭转城市革命的低潮状况而急迫地发动了广州暴动，以便显示斯氏主张中国革命现在处于高涨期是正当的。[50]
该暴动之失败引起了在苏共党内陆陆续续的争论。托洛斯基主张，应以重新建设无产阶级之地盘为目标，促使中共中央采取新的战术。并且力陈有必要召开作为劳动者争取权利和土地改革的合法性机关─「国民议会」，以再度集结群众。[51]但斯大林的对策是在同年十二月底召开的苏共十五大，将托季联合派最后剩下的骨干份子七十三人驱逐出苏共。翌年一月托氏也无法避免被流放的命运。自此以后，托氏追随者的人数，在全部七十三万苏共党员当中并未超过六千名，[52]托派集团濒临全面瓦解的危机。但托氏此后依然不断地透过追随者发动言论攻势对抗斯派。[53]在托派全面瓦解之后，未被驱逐国外的一些反对派也以攻讦斯派为目标进行非合法性的地下活动。[54]
针对此种反党活动，斯氏在一九二八年二月召开的共产国际执行委九大提出，对于中伤中国革命业已崩溃的社会主义者、托洛斯基主义者必须加以斗争的任务。[55]在该会罗米那兹和纽曼均成了斯大林暴动路线失败责任的代罪羔羊。这不免令人联想起一年前发生于陈独秀的前例。为将广州暴动遭遇失败的责任诿于共产国际代表与中共中央，斯氏不得不主张说「中国革命现时的阶段，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现在中国革命已进入社会主义的革命是一种错误的估计，把小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溜过而将中国革命定为不断革命，是与一九○五年托洛斯基所犯的错误一样。」[56]
据此，一九二八年夏季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在政治问题上决议中国革命的现阶段仍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主要任务是驱逐帝国主义势力、统一中国、没收一切地主阶级的土地，耕地归农，与废除封建等「十大要求」。[57]大会也指出：中国革命是可能转变成社会主义的，因为其主力是工人和农民。因此大会的决议，宣布革命的主要任务和政策是消灭地主阶级、完成土地革命；以及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已完成中国的统一，和打倒反革命资产阶级的国民政府以建立工农的苏维埃政府。大会对于当时情况的估计，坚决地认为革命的高潮虽然已过，但新的革命高潮正在酝酿制造当中。根据中国革命的形势发展下去，在一省或几省革命高潮下建立苏维埃将是可能的。[58]
中共六大意味着李立三时代的开始，正式决议以推翻国民党政府为活动目标，并指出现在不是革命高潮期，因而要警戒盲动主义与暴动万能主义，同时在革命高潮必然来临的立场下，中共应为武装暴动做好准备。与此相反，托氏则提出了依循情况重新逐步建设的主张，而且预告了革命将衰退于城市群众之间。因此，他显然转变为比先前的斯大林更加保守。
五、斯大林反右斗争与中共左倾路线的强化
在一九二七年底，随着斯大林在农民政策[59]
和对外政策方面的向左转，而在斯大林和布哈林之间孕育着分歧，且在苏共十五大中开始明显起来。自此之后，事实上斯派的反右派斗争渐次展开，以往的右派同盟者布哈林、李可夫等人，被斯派扣上「右派反对势力」的帽子。
布氏在感受到斯大林的背叛之余，他自一九二八年夏天就以变更中央委和其政治局的政策为目标开始透过加米涅夫与部分托派领袖进行秘密交涉。[60]
稍前在中共六大，布氏谴责了共产国际在国共合作时期援助中国军阀的武装而未援助中共的劳农武装，导致中国革命失败，此举等于间接批判了斯大林。
斯大林一面采取反富农政策，一面狂奔于驱敌。布哈林右派不仅是其主要的敌人，被他自己几乎解散的托派残余势力亦无法例外。当时斯大林坚决地推动，牺牲农民以发展重工业的迅速工业化政策，在苏共党内以布哈林为首的右派，以牺牲农民会破坏十月革命以来维持下来的农工纽带，且它必然导致革命失败为由，反对斯大林的政策。[61]
由于重工业为主的政策推动，一般工产品的不足且其价格暴涨，使得全人口中占了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农民迫于不能享受工产品的地步，农民们不但不肯卖出谷物到市场，更杀家畜来间接抗议斯大林的工业政策，富农就是反对斯大林经济政策运动的先锋。这样的情势之下，在一九二八年八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六大是一个斗争中的关键性事件。该会主要是围绕着评估近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力量，出现革命形势之可能性，并同时进行苏联国内政策问题的争论。与前者相关的问题便是所谓的「第三时期论」。该理论虽然由布氏提出，而在八月二十八日正式通过，但内容几乎受到斯大林意见的影响。
阐述来龙去脉，必须要回溯到前一年，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在苏共十五大中，斯大林在苏共十五大中央委员会上作了政治报告。他在报告中分析世界革命形势，并断言，由于现在世界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技术和贸易正在增长当中，而输出市场并未有多少的改变，因此，整个资本主义国家正处于深刻的内部危机和革命大动荡的前夕。所以各国共产党应准备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对照前述的苏共十五大方针）。在这个报告中，斯氏已描绘了「第三时期」理论的雏型。[62]但布氏对此却有不同的解释。他认为目前资本主义并未出现内部崩溃的现象，而却在更高的技术和水准变得更稳定。因此，他主张工人阶级应团结一致，而不应采取宗派主义的冒险行动。[63]
如此，两人的主张不能兼容，但如前所述，一九二七年在中国整个革命遭到挫折之后，共产国际的路线也开始进行修改。在这方面，据斯帝芬的观点，当时布氏也未将斯大林的向左转看成是要从根本上与原来的路线决裂，而只把它看成对原来路线的一种温和的修正。[64]
反正，布氏所提出与斯大林对世界革命情势不同的意见，确实无异于间接批判斯大林。
但在这样双方意见相冲突之下，布氏尽管作出了妥协，结果斯大林的意见还是以压倒性的优势反映在苏共十五大的决议案中，大会并正式宣布「第三时期」已经开始。然而布氏在共产国际六大之前，重申了上述这些自己的观点，即现在资本主义体制仍然安定，在这样安定的状况下不会发生动摇。布氏这种见解，在进入共产国际六大开会以后完全被修正了。斯大林在共产国际六大中央委员会上，公开批评了布氏为共产国际起草的纲领草案有右倾的味道，而迫使布氏修正约二十个部分，[65]等于是否定它。终于，布氏服从苏共代表团的修正[66]而提出了「第三时期」论。该理论基于斯大林在召开共产国际六大之前的苏共中央七月全会所主张的第三时期论：即第一，在资本主义国家阵营中，尤其是英、美之间的矛盾，「现在已经成为了主要矛盾」。第二，帝国主义和殖民地之间的矛盾，在一九二四年六月之前已经存在，「但它只是现在才尖锐化了」。第三，资本主义世界和苏联之间的矛盾，「不是在减弱而是在加深」。[67]
斯大林将第一世战以来之世界情势划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资本主义制度极端尖锐的危机时期，无产阶级直接推动革命的时期，此时期于一九二一年达到顶点，在一九二三年德国十月蜂起之失败后已告终了。第二时期是世界资本主义制度渐欠安定，其经济复兴的时期，无产阶级在以经验数次的深刻失败而衰弱之后，继续为了自卫进行斗争的时期。目前进入了第三时期，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和苏联经济均已超过了战前水准，帝国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和市场缩小之间的对抗急遽增长，必然导致一个新的时期，即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世界各国都毫无例外地进入该时期。
据黄修荣的研究，上述内容与布氏最初提交的提纲有明显的不同。它回避了原报告中关于资本主义「再造」的问题，而只是突出强调第三时期。[68]从这种估计出发，共产国际六大认为共产国际各国支部目前主要的错误倾向是右倾，也就是要求各国共产党紧跟共产国际急速「左转」。[69]如要推动以城市为中心的武装暴动，反对民族资产阶段，排除小资产阶段。[70]
但一贯仍旧，共产国际六大这决议并未言明其幅度多大，及从准备阶段转向实际行动是何时。
中共六大决议的最大核心宗旨，可谓在于反对在中共中央存在的「左倾盲动主义」，但其精神就被上述共产国际六大的基本方针给模糊了。自中共六大以后，中共中央比以前进一步隶属于共产国际，[71]
不具备有拒绝共产国际之方针的任何自主力量。这些政治环境是否正意味着李立三路线会出现一种教条性根据点？是否也一直酝酿第二个陈独秀、第二个瞿秋白会出现的可能性？
六、结语
托洛斯基与斯大林对于中国革命问题的意见对立，不可否认权力斗争是其主要因素之一。这点可由托氏一九二四年列宁去世之前，对国共合作显出友好的态度来证明。但是列宁死后，随着斯氏所采取的党内反对派之行动逐渐强化，托氏在党内颇被孤立，故开始批判斯氏之中国革命政策，以便突破困境。
如本文所述，托、斯双方各以其各自对中国形势的不同评估，作为攻击对方的手段。至于双方对中国革命之主张，就托洛斯基而言，中国民族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只不过以一个关税自主权问题的型态出现，那是中国资产阶级部分利害的问题，但阶级斗争简直是一定要彻底遂行的一条贯通托氏思想的红线。因此，它原则上否定了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国民党的统一战线之意义。相反的，斯大林自始以反对不断革命为旗帜，由反帝、反封建之民族联合统一战线，一转为标榜「民主专政口号」的武装斗争、建立苏维埃的路线。
斯大林之所以反对建立苏维埃的理由，是因为为了维持国民党政权，以保障苏联在中国的利益。
斯氏弹性地对付托氏的攻讦，巧妙地改变其对中国革命的立场，即由右转左。他甚至于一九二七年七月国共分裂之后，取用了土地国有化政策，以及自己曾经反对托氏的建立苏维埃的口号。他主张土地国有化的原因是为了把农民牵引至反帝、反军阀的革命队伍，而他建立苏维埃的动机，则是为了反对托洛斯基不建立苏维埃的主张，以打压托洛斯基的反对派势力。此一过程当中，斯氏不让托洛斯基出席任何的苏共中央会议以及共产国际会议
，拉拢布拉林右派，而能掌握『真理报』等言论机关及共产国际，独占了对中国革命问题的发言权。中国的实际革命情况，尤其是四一二事件，证明了在短期战术上，托氏主张是正确的。此令斯氏必须公开否认托氏的先见之明，又必须合理化其立场的改变。中共八七紧急会议与六大以及中共所发动的一连串暴动，基本上是在斯大林在苏共党内权力斗争的构图下，基于上述斯氏防御的必要性而召开和进行的。前两大会议上的决议内容，对其中共几乎都无本身的自主性，完全跟随斯氏的立场，是一个以中国为背景的托、斯和斯、布敌对斗争的反映。而在一九二八年中共六大提出以决定的路线，即反对「左倾盲动论」的党论，随着斯大林为打破布哈林右倾观点，而在党内占了上风，就再次被否定而走向反右了。因此，瞿秋白、李立三路线的出现，可以说是相当部份受到上述二大会议决议和其压力的影响来作为根据。总括而言，中国革命问题是一个苏共党内斯大林和其反对派双方权力斗争的媒介之一，尤其是中共是被利用为隐匿斯大林对中国政策部分失败的代罪者，中共路线变化基本上基于斯大林权力斗争的运作。最后，斯氏所使用的什么右倾机会主义，什么左倾机会主义等词语，均是基准相当模糊、运用得颇隐晦，皆被视为维持其权威基准所动员的惩办口号。
[1] 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左派、右派由权力斗争之观点来区分。例如，在农村行「土地革命」计画的过程中，主张将富农和较富裕的中农，包括于土地没收分配计画之内者，即为「左派分派主义者」。与此相反，同中农携手有时亦强调与富农同盟，及定为右派。在引起这种区分，几乎没例外地有从苏联的指示存在。中共领袖们在这种论争过程中，自然常被分为二大集团，「稳健派」和右派强调后者「群众路线」，相反地，具有急进倾向的「左派」极力主张阶级斗争。毛泽东在这两个路线之间，时左时右。關鍵是他在掌握權力的鬥爭過程當中，最後未失敗而成功，來以他的基準定義了左、右派的事實，此就是所謂中共正統黨史的毛澤東路線，可參閱，김일평，『中國革命과 群眾路線』 (서울， 정음사，1981年 )，頁125~140。
[2] 依据汪精卫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孙中山追悼式的回忆，「武汉分共之经过」，『中共党史参考资料』(四)，47页，托氏曾经表明过反对国共合作，反对中共加入国民党。除了此事以外他并未有提出对于中国革命的任何意见。其它一些托洛斯基研究家，如
I. Deutcher、菊地昌典等人也这样主张。[3] 杨云若、丘路，「大革命失败前后共产国际内部围绕中国问题的争论」『近代史研究』1987年1月号，页185
。[4] 布哈林右派和托洛斯基争论新经济政策时，斯大林一直坚持中立的态度，而在他巩固党内的权力地盘之后，借用托洛斯基和普列奥布拉仁斯基的部分理论，在一九二四年十二月，才第一次发表「一国社会主义」论。David Mclellan，
Marxism After Marx(Boston：Houghton Mifflin Co.，1981)，
p.121.，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Kuomintang”(Sep. 27，
1926)，
Les Evans and Russell Block ed., Leon Trotsky on China(New York：Monad，1976)，
pp.113~120.[7] 与斯氏相反，托氏认为国民党向一九一七年俄国资产阶级同样，亦是执着于土地和外国资本，因此它若面临利益相冲突时，一定会维护自己的利益而排斥共产党。David Mclellan，
p.cit.,p.123.[8] David Mclellan，
op.cit.,p.122.[10] 斯大林于四一二事件之后，将中国革命划分成两个阶段，但同年八月一日以后就为了符合新的局面，而转变弹性地把它区分为三阶段，如第一阶段为全民族联合战线的革命，民主资产阶级是支持革命运动的，第二阶段为资 产阶级民主革命，民主资产阶级离开了革命，最后阶段是苏维埃革命。至于内容，可参阅斯大林，「国际形势和保卫苏联」『斯大林全集』(北京 ：人民出版社，1954年)，第十卷，页14~15
。[11] David Mclellan，
op.cit.,p.203.[13] 斯大林，「论中国革命的前途」，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编译，『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8)』(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第一辑，页
263~ 273。[14] 同上书，页271
。[15] 向青指出，此是提供隐蔽自己的过错，以批评别人错误的国际之惯用手法。向青，『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稿』(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页95
。[16] 黄修荣，『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上册，页308
。[17] 其两者内容，详见，斯大林，「关于中国形势问题的决议」，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编译，同前书，页273~287
。[18] 托洛斯基着，简文宣译,『被背叛的革命』(台北 ：南方丛书，民国七十六年)，页173
。[20] 斯大林,「中国革命问题」，『斯大林全集』(北京 ：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四年) ，第九卷，页203
。[21] 同上资料，同上书，页205~206
。[22] 宇野重昭著，金貞和譯，『中國共產黨史』(서울：일월서각，1984년)，頁72
。，
“The Chinese Revolution and the these of Comrade Stalin”(1927.5.17)，
Max Shacht- man ed.，
Problem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Chicago：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67)，p.19.
[25] 「在危险的转折关头」，『真理报』一九七二年七月六日社论，安徽大学苏联问题研究所，四川省中共党史研究会编译，『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辑』(成都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第一辑，页497
。[26] 至于其内容，参阅「关于中国革命当前形势的决议」，中国社会科学院编，同前书，页339
。[27] 其详细内容，可参阅「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中共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三卷，页249~290
。[28] 「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与策略的决议案」(一九二七年八月二十一日中央常委通过)，同上书，页327~342
。[29] Roy interview，
quoted in R. C. North，
Moscow and Chinese Communist(Stanford：
Stanford Unive- rsity Press，1981)，
p.110.[31] 郭恒钰，『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第一次国共合作)』(台北 ：东大出版社，1991年)，页414
。[32] 「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与策略的决议案」(一九二七年八月二十一日中央常委通过)，中共中央档案馆编，同前书，第三卷，页338
。[33] 郭成棠，『陈独秀与中国共产党主义运动』(台北 ：联经出版社，民国81年)，页248
。[34] 斯大林，「时事问题简评」(1927年7月28日)，『真理报』第169号，转引自『斯大林全集』， 第九卷，页322~323
。[35] 至于其内容，可参阅「中国革命的教训」，中国社会科学院编译，第一辑，同前书，页340~345
。[36] 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尤其自四‧一二事件发生后，一直否认他们其关于中国政策的错误。
M. K. Dziewanowski，
A History of Soviet Russia(New Jersey：Englewood Cliffs，1985)，
p.184.[37] 向青，同前书，页121
。[39] 斯大林，「关于反对派在中国三个问题上的政治面貌的讲话」，中国社会科学院编译，第一辑，同前书，页347
。[40] 「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中共中央档案馆编，同前书，第三卷，页369~370
。[42] Li Ang，The Red Stage，quoted in ibid.，
p.117.[43] Leon Trotsky，
“The Chinese Revolution and the these of Comrade Stalin”(1927.5.17)，
Max Shacht- man ed.，Problem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op.cit.,p.220.[44] 「中国现状与党的任务决议案」，中共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三卷，页459
。[45] エム‧グリゴリエフ，「コミンテルンとンゥエトのスロ─ガンのもとにおこなわれた中國の革命運動(1928~1920)」，日本國際關係研究所譯，『コミンテルンと東方』(東京：國際關係研究所，1971年)，頁266。
[47] 瞿秋白，「中国革命是什么样的革命」(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六日)，中共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卷，同前书，页637
。，
Chinese Communist and the Rise of Mao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2)，
pp.104~105.，
The Chinese Revolution and the these of Comrade Stalin”(1927.5.17)，
Max Shacht- man ed.，Problem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op.cit.,p.285.[51] 刘志强，同前论文，页97
。[52] 菊地昌典，『トロツキ─』(東京：講經社，1982年)，頁101
。[54] 托洛斯基着，简文宣译，『被背叛的革命』(台北 ：南方丛书，民国七十六年)，页224
。，
“The Chinese Revolution and the these of Comrade Stalin”(1927.5.17)，
Max Shacht- man ed.，Problem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op.cit.,p.287.[56]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1982年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编译，同前书，页350~355
。[57] 「政治议决案」(一九二八年七月九日)，中共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四卷，页300
。[58] 同上书，页295~329。
[59]至於其詳細內容，可參閱，쉴라피츠페트릭著，김부기譯，『러시아革命(1917~1932)』(서울：大旺社，1990年)，第五章。
[60] B. N. 포노말료프編，거름譯，『蘇聯共產黨史』，(서울：거름，1992年)，頁60。
[61] 至於斯大林與布哈林右派的爭論，參閱﹝蘇﹞메드베제프I.，황성준譯，『歷史가 判斷하게 하라』(서울：새물결，1991年)，第一冊，頁261~295。
[62] 至于其详细内容，可参阅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1927年12月3日)，『斯大林全集』，第十卷，同前书，页231~247
。[63] 戈尔登见格(是有名的布哈林份子)，「德国问题」转引自斯蒂芬F.科思着，徐蔡等合译『布哈林政治传记1888-1938』(北京 ：东方出版社，1988年)，页436
。[64] 同上书，页435
。[65] 向青，同前书，页42
。[66] 在整个共产国际六大过程之中，苏共代表团将共产国际的路线和政策审查而决定了。同上书，页141
。[67] 斯大林，「关于苏联（布）中央七月全会的总结」『斯大林全集』（北京 ：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五年），第十一卷，页172~175
。[68] 黄修荣，同前书，下册，页54
。[69] 同上书，页54
。[71] 此点，自中共六大的党章中，到处规定关于共产国际和中共之间的指导、被指导关系的内容，可明白地窥知。
위 논문은 韓國中國史學會,『中國史硏究』, 第46輯(大邱 : 2007년 2월 28일)에 실려 있습니다.